他是晚清“旷世奇才”，著《老残游记》，死在乌鲁木齐的破庙里。

老残落笔时，大清已是风雨飘摇。谁能想到，那本人人觉得“冷眼世情”的《老残游记》，背后的作者刘鄂，最终竟在边疆一座落满灰尘的城隍庙里，带着些许惆怅，悄然谢幕。可他早年光景里，哪里像个最终要客死他乡的人呢？要说这世道，人真是说不准的东西。

大约没人生来就觉得自己命运小。刘鄂也一样。家里三代进士，书卷气横着走，长到十几岁，左右邻居还指着他家说，人家刘家是江苏丹徒有名的书香门第——但也就是这样的地方，常常生出些“不安分”的念头来。也许书太多了，人就碰巧想得多，少年刘鄂除了背八股，倒是花活学了一堆，又弹琴又修水车，夜夜坐在小油灯下琢磨数学题，母亲看着直摇头。想来也奇，家里人望他考个功名，他倒不急，整天把自己撂在杂学里，读史读医，连昆虫巢穴的构造都研究了好些天。

十九岁头次赶考，南京的风有点湿，他信心满满，试卷交上，等榜单贴出来，却没有自己的名字。要是一般人，大约就认命了。可他回淮安也没多泄气，干脆一头扎进了经世之学。后来看上去，这倒像是定了他一生走法的节点——刘鄂是那种，路堵死了，从小巷子绕，总还想试试看再冲一冲的人。

后来他去扬州，见了太谷学派的南宗李光炘。俩人喝着茶，聊着理学，也许江南春日，空气里都带点潮润的理想主义气息。刘鄂听得入神，心头一热，认准了“学以经世致用”，自此算是有了自己的旗帜。

可他不安生。往后的几十年，刘鄂就像拧了发条似的，折腾个不停。科举这条道儿彻底断了心，家里老父亲气得骂他不成器，可他转头就跑去经商。商场是什么地方？少不得勾心斗角，况且晚清时局，商道混乱，天翻地覆。刘鄂倒好，赔了钱，拾掇几天，重新来过。印刷厂、布行、纺织厂，他能试的都试了，赔了二次、三次、四次，就跟逗哏一样，活脱个“倒霉蛋”，可他脸上从不写沮丧。或许那会儿，他幻想着用自下而上的富民强国来撑起大厦。理想虽远，脚下的路却极泥泞。

其实这种人要么成大功，要么空留遗憾。社会在动荡，他赶上了最难干的年头。满清王朝像个灯火将熄的油瓶，外面呼啦风，里面逆水难航。刘鄂夹在其中，用尽全力往外扑腾，却像在水里使劲，四下没有一根木头能让他扶一把。

黄河决口那会儿，他真干出点名堂。自己扳起袖子，上工地看河，什么“设闸坝以泄黄”、“引清逆淤”，张口就来。上海印刷厂一合，立马去现场。泥水湿透靴子，他也不管。那年大堤合拢，来人说他立了奇功，一时风头无两。山东巡抚张曜很赏识他，连推荐信都写了两回，终于让他挤进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惜官场就像一锅粥，热闹里暗藏冷漠。没多久，夹缝中难存身，刘鄂卷了包袱离去了。

他实在不是坐等升迁的“老范式”文人，脑子里全是新招。后来做外商买办，山西矿产一把抓，还敢想什么“借鸡下蛋”的现代资本运作，可惜那阵风还没吹进衙门嘴里，那些长衫大臣便齐刷刷反对，说他目无祖宗，终于让他吃了闭门羹。外资企业福公司后来做大了，中国最大的买办，分红入了袋，可他身上始终有点“外来人的漂泊感”。钱一多，他就琢磨新号，一会儿开纺织厂，一会儿投石油，最后都做黄了。朋友嘲他屡败屡战，他嘿嘿一笑，说富贵险中求。说不定，这未尝不是某种对人生的期待。

世事就是这么巧。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破人愁，粮价飞涨，饿殍遍地。刘鄂不耐烦看百姓饿着，揣上胆子去买联军官米，设平粜局救济饥民。这好事偏生出祸端，大清衙门后来就是用“盗卖官米”这顶帽子，将他一脚踢进最黑的时代风浪里。我们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刘鄂大约最懂这话里的凉意。

那个时候，或许他真是心灰意冷了。转过年，刘鄂才得空提笔，把半生辛酸写进《老残游记》。这本书红得出奇，不光鲁迅、王国维点赞，连胡适、严复后头都写了十几页推介词。书里主角老残，说白了就是他自己：一身医术，行走江湖，见清官误国、百姓受苦，想管又力不从心。世道残局，棋势已歪，老残不过摇把串铃，警醒世人一局。书里书外，分不出哪里是控诉、哪里是泪痕。

话说回来，文人的东西，总逃不脱“写来即是哭”。刘鄂说他自己，把书当作眼泪写下。他活着时，谁敢想过百年以后，《老残游记》翻译到国外版本居然有几十种？只是那时的他，怕只觉万念俱灰，哪还有悠然自得的雅兴。

刘鄂的脑子里，从来热闹。水利、数学、医学、古董……没有哪个领域他不愿插手。写水利，有《治河五说》；研究数学，琢磨出《勾股天元草》；流放新疆那几年，愣是抱着医书，把医学典籍翻了个遍，还写成《人寿安和集》。那会儿新疆冷，夜里风声呕咧咧，刘鄂点灯读甲骨，亲手拓下五千块甲骨上的古文字，留下《铁云藏龟》。我们现在想，这大概是一种天才式的偏执。可惜人内心的旷野，世人常常不懂。

命苦，别想讲理。真正要命的是跟袁世凯那点旧怨。说来也像电视剧，二人早年在山东巡府共过事，袁世凯年轻时就爱拉拢贤才，还托刘鄂美言，结果碰了钉子。张曜当时嫌袁不稳重，刘鄂只是实话实说，不想袁世凯暗中记仇。等袁权倾朝野后，借机罗织罪名，一纸密电，把刘鄂发配新疆，永世监禁。江湖传闻真假难考，但这份小人物对大权谋的无力感，却像迷雾里的马蹄，越辩越不清。

到了乌鲁木齐，他住进城隍庙，一个道士“刘长腿”跟他同住。庙里常年冷飕飕，大殿上灰尘厚得能掐一把，把庙当成家也只有这些流落他乡的文人。两人都通医术，有时候庙门还没亮就有人求医。道士出门采药，刘鄂留守，他上山，刘长腿回庙，两人轮换。喝着清茶，聊着往事，刘鄂甚至有点寡淡的自在。日子虽苦，却也不孤单。

年复一年。道士后头弃庙去了五台山，刘鄂便独守城隍庙，成了远近闻名的“罪犯大夫”。轻病重病、富人穷人，他照单全收，甚至常常白看白开药。有时候夜色黑沉，他还和同在新疆的落难文人唱诗作对，写对联画景物，把漫长西北的春风，锁进一幅小小的春巷卖花的联语里。这等才情，庙中尚存，可惜流传下来的已不多。

年七月的一天，他突然中风，没再醒来。看起来一生折腾，直到最后，终究还是静静地卧在异乡小庙里，头顶那副破匾隐约晃着晦涩的光。

后人时常评说，晚清才人出了几个？刘鄂这一生，理想算不得谋生，泪水写成文章。他倒是赶在洋务自强运动后头，用尽全力想“救船”，可惜船大难掉头，兜兜转转，却只能“棋局已残”。他想得通透，却也挣不脱那张自己的网。

我们现在看刘鄂，看到的也许是中国文人在大时代下的困局。――有人说，“拙于谋生，急于用世”，实在是那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病症。可是谁又能避得开命运的旋涡？他哭过清王朝将覆，偏有点不死心；他为百姓奔走，又咒骂革命纷争；写出世俗黑暗，却又推脱于文人的矛盾性格。这许多挣扎，其实皆因那年代的荒芜与苍茫。

书里那串铃声呀，还在叮当。刘鄂那双手，曾写尽苍凉，却撑不起自己的未来。城隍庙的旧门已经开不开，但那些夜里没灭的烛火，或许还在，照着往昔的江南少年，和他“淡看浮名、敢言天下”的一腔血气。

世道如此，言尽于此。我们偶尔再读《老残游记》，或许不只是对末世的叹息，也是对“未竟之业”中人的一种温柔注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