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海蒂的思乡病
茱莉安·布劳尔
在约翰娜·斯比丽的经典名著《海蒂》
（、德国原版；、英译版）里，年轻、天真、没受过什么教育、在瑞士阿尔卑斯山上贴近大自然成长的海蒂，现在正饱受着思乡之苦。她在被迫离开心爱的高山并前往法兰克福以后，身上出现了所谓的“瑞士病”所有病状，这种病也可称呼为“乡愁”。海蒂滔滔不绝满腹怀乡心思向新朋友克拉拉说着她在阿尔卑斯山上的生活，“一直说到那股渴望愈来愈强大，让她补上一句：‘我现在就得回家，明天就动身。’”平时欢乐、脸颊红润的女孩现在变得苍白、憔悴，“默然无声”。她失眠、梦见家乡、暗中落泪，这些都是生病的症状，他们家族朋友里有一位医生准确地诊断她罹患了“思乡病”。此病的特征为：对某个地方感到渴望，而这地方必然与熟悉、被保护以及被呵护、快乐、归属和认同等种种感觉有关，思乡病显然还能引起严重的身体痛苦。海蒂完全束手无策地只能被这种感觉压垮，唯有回到阿尔卑斯山才能够拯救垂死的她。与此同时，她的病也是促进她对上帝的信任以及鼓励她学习识字所不可或缺的。有了她在遥远的法兰克福所习得的技能、深根蒂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再加上对上帝屹立不摇的信仰，海蒂在续集《海蒂学以致用》里成为故事中的道德权威。她对彼得失明的奶奶朗读宗教经文与诗歌，帮助她熬过黑暗的冬天；因为女儿去世而一直深陷在悲伤里的医生，也从海蒂身上学会顺服上帝的旨意并信任山的疗愈力；至于在法兰克福那边，苍白地坐在轮椅上的克拉拉则渴望见到海蒂、山羊群以及海蒂口中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疗愈力。她的渴望是以追寻幸福和满足为特征，这名脆弱的女孩期盼能够在阿尔卑斯山找到这些感觉。最后她终于获准去拜访山上的闺友，当夏天结束时，克拉拉也在海蒂的帮助下克服了自己的疾病。思乡病的经验将海蒂从一名无知、不知所措的小女孩，转变成为一名道德信念健全的成熟孩子。
《海蒂》翻译成五十多种语言在全球热卖了近五千万本，还有二十部左右的改编版电影与电视影集。要研究与世纪的德国、英国与北美儿童文学中学习如何感受与应付“思乡病”和“旅行癖”的局面与连续性的话，《海蒂》是一个绝佳的起点。
斯比丽在《海蒂》以及同年出版的另一本小说《在家不在家》（德语版；英译版）里都将典型的思乡病描述为一种潜在的不治之症。就这样，尽管比医学文献还要慢一步，但她将“想家的孩子”这个典范引进了儿童文学的领域。早在她下笔的二三十年前，关于思乡病的论述就已经从医学转向心理学文献了。思乡病逐渐被解释为与分离的痛苦、悲伤、寂寞相关的情绪折磨之表现。根据当时的教养手册看法，思乡病会造成像是忧郁症之类的严重精神疾病，甚至会出于彻底的绝望而导致犯罪。
不过，如前所述，海蒂的思乡病不只出现了潜在的危险，同时也有潜在的正面效果。斯比丽根据自己对大众心理学读物的诠释，在这故事中强调了因着海蒂在情绪超载情况下原始而无助的反应而展开的教育努力，以培养这个纯洁、教育不足的孩子。因此，正如本章即将在第一节详细考察的，海蒂的故事是一则启示，说明思乡病这种现象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一个合理且十分重要的阶段，而且能够透过正确的教育环境来加以管理；接着在第二节主要以英国校园小说为例，分析另一种关于分离与思乡病的典型情境。当思乡病在过去数十年来显现为一种女性情感时，旅行癖则主要是男孩子的冒险小说主题。这是相当典型的看法，用一种正面态度将旅行癖看作是男孩子发展的必要阶段，因此旅行癖与“男性”特性相关，比如说勇气、自力更生、刚毅以及静不下来；至于在《海蒂》故事续集中，克拉拉对于远在他方的朋友、阿尔卑斯山以及身体康复的渴望，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思乡病与旅行癖的一个共同特征：两者都向往一块有归属感与熟悉感的地方，那里还结合了快乐、保护、信任与爱的感觉。对于这块真实或想象之地的渴望——这个统称为家，或说“家乡”的地方——人出生的地方、有连系感的地方，以及他们度过了社会化形成经验的地方，这些都标示出了这种渴望的特性。第三节探讨的便是旅行癖和思乡病的纠缠与互补性质。
虽然旅行癖在整个世纪期间维持其正当性，但思乡病在年代左右的德国儿童文学中却消失无踪。最后第四节要主张的是，实际上这种情绪在年代带着不同涵义与不同脉络重新出现在富社会批判的童书里。除此之外，将思乡病勾勒为女性气质、旅行癖勾勒为男性气质的传统性别界限在年代左右开始变模糊，在这之后，不论男孩女孩都被勾勒为会体验到思乡病，也会渴望冒险，不过这是作为他们面对现代生活的负面副产品——疏离感——之批判反应。
教育驯化——通俗少女小说中的思乡病
一如《海蒂》所显示的，当众人还认为思乡病对儿童来说是一种合理的问题时，故事将思乡病描述为一种衰弱病。大家相信在最糟的情况下思乡病会引起生理疾病，唯有返回家乡才能够治愈垂死的女主角。故事认为家乡具有疗愈力的想法起源于、世纪的医学论述，当时就连士兵也会送回家乡以免因思乡病造成死亡，此疗法在年以前十分普遍，并且完全排除他们可能是软弱或胆小的想法。
不过除了少数的例外，这种将思乡病看作在医学上会压垮身体的强烈情绪的叙事，很快就被更加心理学的观念所取代，将儿童的思乡病当作严重的适应问题，要透过适当的教育方法来处理。正如在与世纪之交写给父母的教养手册所表达的，思乡病被重新定义为不仅会对身体造成致命威胁，也会对儿童发展过程中合理的过渡情绪造成威胁。教养书除了提供意见给教师与父母以外，也提供支持儿童应付思乡病的实践措施。大部分的指导方针集中在预防与治疗两方面，其中又以前者为优先：
预防确实比教育的疗效还要好……它增强了学生的性格与道德力量，从而使一种对自然与人那独特的爱的形式，对家的感觉，得以透过理性来抑制，并预防这种感觉演变成一种心理病态现象。
教育措施应着重在“针对想家的孩子他们盘旋不去的想法”，将注意力从“一面倒的想象与情感生活”转移成促进“开发有益的新想法与情感圈”，为此教育者需要有爱与耐心。
通俗少女小说四处弥漫着教育论述。许多广为流传的小说经常描述所谓的“野丫头”是如何透过教育，从无父无母、男孩子气、狂野、不顺从、率性而为、情绪激烈的女孩过渡为成熟的女人与贤妻良母。在世纪之交，身处于社会化过程的中间阶段，介于童年与成年之间的年轻女孩在德国被称之为“黄毛丫头”，在英国则称之为“尴尬的年纪”。而所谓的“黄毛丫头文学”探讨的就是这个发展阶段。
过去有许多写给女孩子看的书籍是长篇系列，读者因此能够随着小说中女主角的成熟逐年逐册地认识自己的发展阶段。如此长期的亲密关系意味着读者对那些女主角、对她们的亲朋好友，以及对她们思考与行为的方式都变得相当熟悉。年轻的读者可以透过想象自己身处在故事中，以模仿与适应的方式和她们心爱的女主角一同体验情绪。无数故事提供了宽广的学习空间给读者，让她们从旁或和这些女主角一起尝试、复制或响应各个情绪阶段。有鉴于阅读习惯、同侪间的书籍流通、书中大量的个人笔记与题词等等，文学专家认为少女读者有可能与这些书籍和故事发展出很强烈的情感连结。原则上，系列丛书这种出版形式为年轻书迷提供了理想的条件，传授他们隶属于特定成长阶段的恰当情绪，并且让他们学习如何认识自己的感受以及如何处理这些情绪。读者在“尴尬的年纪”所遭遇到的强烈情感，在故事中找到了一些表达与解释。我们可以假定说，这种通俗少女小说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这些小说陈述了在年左右出现的“新女孩”世代的兴趣以及她们心理和情感上的需求。
在四种常见的故事背景设定中可看出主角对于熟悉、归属与认同的渴望，并且松散地对应到四种不同的改变人生的事件：父母的死亡、由于进入疗养院或拜访远亲而早早便与父母分离、就读女子寄宿学校，最后，是进入劳动市场。
艾格尼丝·萨珀（Agnes Sapper）在她的时代对于以德语为母语的儿童来说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她的一篇《住在教母家》（）里，小克拉拉哀悼着她双亡的父母。她的监护人将她送去教母家住，但也因此把她与仅存的家人、她的两位哥哥拆散了。虽然教母的态度十分体贴，但负责照顾克拉拉的保姆为了摆脱这个孩子并避免负上任何责任，总会聊一些让克拉拉感觉既想家又不自在的事情。克拉拉拒绝适应新环境和新“母亲”的行为，随后就被说成是忘恩负义和固执己见。无论如何，保姆最后被解雇了，而克拉拉也能够在她找到的这块熟悉、保护与爱的新地方产生感激和幸福洋溢之情，她在此解开心结、敞开心扉，期待再次受人保护的生活。类似的叙事结构也出现在弗丽达·亨宁（Frieda Henning）的《法达摩加纳的新家与旧家》（）里，在这故事里，惹人爱怜的小女孩摩根勒短时间内父母陆续双亡。雪上加霜的是，她的监护人不仅将她居住的破旧小房子给拍卖掉，甚至连她也被卖掉了。跟有教母帮助的克拉拉不一样，几乎没有人在乎摩根勒的幸福。现在她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她的动力来自对归属与安稳的渴望，最后她找到一只山羊陪伴她克服悲伤与寂寞。身为如此讨人喜欢的小女孩，她赢得一位住在附近的孤独女男爵芳心，女男爵在观察了摩根勒与山羊几次以后终于收养了她。出现在这几个无依无靠又一贫如洗的小女孩命运里的神奇转折，教导年轻读者思乡病会阻碍潜在的积极发展，因此必须要克服之。
另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女主角与家园、家人暂时分离。书中介绍这些离别情景的方式则取决于女孩子的年纪。一般来说女主角会在童年早期经历短暂的分离，例如玛格达·特罗特（Magda Trott）的系列作品《小金头》（—）中去城里拜访爷爷奶奶的五岁女娃贝波儿。她会犯思乡病毫不令人意外，但由于她无法独自克服悲伤而必须求助于人，接着姑姑很快地便送她回家了。到了后面几卷，读者会发现变成少女的贝波儿从那次事件以及其他童年早期经验中受益良多。她长大后变成性格坚强、有自信的年轻女子，从此不受思乡病所苦。
埃尔丝·乌拉伊（Else Ury）的系列作品《家有宠儿》第三集《宠儿在儿童疗养院》（）则是不同的情形。在这一集里，十岁的女主角安玛丽第一次与父母分离。不过，在这个例子中，思乡病跟“无聊”比较有关。活泼、乐观、可爱的安玛丽为了从猩红热中康复而必须在北海海岛阿姆鲁姆上的儿童疗养院待一年才行。为了防止可怕的思乡病出现，母亲一开始还陪在她身边，叙述者将母亲化为家的象征：“孩子的眼泪干得很快……尤其是当他们窝在母亲身边，被母亲抱在怀里安抚着。然后就没有任何一个孩子觉得自己正前往未知的地方，因为他们的家、他们的妈妈确确实实就在身边。”安玛丽的父母遵循当时的育儿建议，对十岁大的孩子诉诸理性并同时仰赖分散注意力的策略。一只装满新玩意儿的手提箱帮她熬过了突如其来的第一次悲痛，尤其是一件新泳衣特别有帮助，和其他的孩子玩也一样很有帮助。结果别说思乡病，连无聊与寂寞也因此不见了。安玛丽比预期的还快就对这所疗养院开始产生家的感觉，而这所疗养院正意味深长地叫作“家园别墅”，最后她是抱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那里的。《宠儿在儿童疗养院》反映了当时的教育乐观主义。不论是父母或年轻的读者都从安玛丽身上学会一件事，那就是思乡病并非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更别说是什么“精神疾病”，只要避免无聊与寂寞就会有所帮助了。
寄宿学校的故事在少女小说中也有很突出的地位，好比说像是艾美·冯·罗登著名的德语小说《驯服野丫头》（；英译版）。在小说叙述里，岁的芬尼是个狂野、男孩子气的女孩，她的成长过程中没有母亲，但父亲对她十分宠爱。后来在继母的建议下，芬尼被送去一间女子寄宿学校接受驯服与社会化：“严格的校规不利于她肆无忌惮的本性；幸运的是，她将会在那里学会服从、抛下她的恣意妄行，变成一位温柔的女孩。”由于芬尼的不成熟，她缺乏教育学家古斯塔夫·西格特（Gustav Siegert）认定为反抗思乡病的关键预防手段所需要的性格与道德力量。在她写给心爱的父亲第一封信里，她的思乡之情夹杂着自怜，也对自己被剥夺了从前自由自在的生活表示愤怒。不过故事发展到后来证明继母的看法是对的，克服思乡病是女孩子成熟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芬尼完全按照父母的期望学会了必要的技能与美德。因此，尽管刚开始由于性格软弱而注定会饱受思乡病的折磨，芬尼最终还是透过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克服了思乡病。距离《海蒂》出版仅仅五年，这种对思乡病的理解已经没有身体或疾病相关的涵义了，而只被看作是一道教育难题。思乡病就跟不成熟一样，现在被视为一种必须得克服的道德缺失。透过芬尼为例，读者也许会意识到最好要克服思乡病与愤怒。到了故事结尾，现在社会调适已经完成的芬尼遇见了未来的丈夫。
加布里埃尔·斯科特（Gabriel Scott）的《卡里》（挪威原版；英译版）同名女主角可以说和野丫头芬尼刚好相反。卡里所面临的考验是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而必须搬到附近的城市。对她来说，决定离开是一件很艰苦的决定。就跟海蒂一样，她与家乡熟悉的风景有着身体上的连结。但她的年纪比海蒂还来得大，而且不同于芬尼，卡里已经具备独自面对考验的性格成熟度与力量。从寄宿学校的第一晚起，她就在新环境里感到“轻松自如”像是在自己家一样，她的感觉符合了当时的教育叙事，其叙事假定正确的环境能够克服思乡病。卡里对于生活的好奇心与热爱帮助她调适得很好，她很快就觉得住在大城市里就像住在家里一样，但是到了最后她也很开心能够返回家乡。故事结局以一段将家作为身份认同与归属之地的爱的宣言收尾：“来到草地上，溪流正翻腾着……既舒适又自在……有时卡里来到小溪时总想着许多奇思怪想的事情，因为小溪象征了她的生活。那是她的命运之轮。”由此可见，生活在寄宿学校是这些故事中特别突出的主题，对于稍后将讨论的英国校园故事来说也是如此。
少女为了谋生而离乡背井，这是年轻女孩社会化过程的最后一步。在年代的德国少女小说中，女主角经常离开家乡选择职业培训或开始新工作。她们在职期间经历了最后的教育。绝大多数的女主角在先前的几年就已经处理完思乡病的问题，因而形成了成熟与坚强的性格，只有少数几位女主角在这个过渡时期还会想家。玛格达·特罗特笔下绰号叫“波琪”（Pucki）的海迪就是一个例外，波琪同时也是这部系列小说的名称。这个绰号来自神话中的淘气精灵“帕克”（Puck），因为海迪就是如此孩子气、不成熟的女孩。在《波琪初次步入生活》（）里，她第一次离开家到外面寻找家庭帮佣或保姆之类的工作。她的主要动机出自旅行癖，波琪梦想着将自己赚到的第一笔钱拿来旅游意大利。虽然与父母离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她仍然试着勇敢打起精神并保持乐观。后来她在爱森纳赫一户陌生工匠家庭里感到非常孤单与迷惘，保姆的工作职责令她不堪重负，但“她勇敢地战胜了想要回家的渴望”。波琪最怕的是因为失败而太早返回家乡。最后当她回到家时，她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波琪了，而是一名适应力强、掌握着自己命运的成熟女子。
在北美的儿童文学里，思乡病也一样是成熟度的衡量标准。直到年代为止，为了让儿童从思乡病的经验中学到东西，儿童还是会被有系统地安排要遭逢分离的处境。夏令营特别适合这个目的，而小说以及图画书则在青少年读者的学习过程中提供支持。以几位主角为例，像是《秘密的语言》（）里的维多利亚，儿童学会将思乡病视为“最糟糕的梦魇”。对女主角其悲伤与孤独的情感描述强烈的叙事，会引起读者的同理心。但故事也提供策略来处理这些孤立与焦虑的淹没感。举例来说，维多利亚与另外一名也不开心的女孩成为好友，她们一起梦想着美好的虚构他方。而在《凯蒂去露营》（）里，小凯蒂选择用另一种方式来应对。她带上她的娃娃柯里去夏令营，并且起初怎样都不肯离手，因为娃娃代替她承受了思乡病之苦。而在露营第一天的过程中，娃娃（也就是凯蒂）学会了将露营看作是结交新朋友的大好机会，因此克服了她的焦虑。
少女小说说明了各式各样应付思乡病的方法，把思乡病视为与父母分离并迈向成熟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情绪。思乡病的严重性取决于思乡的原因、预期的分离时间以及相关的情绪。在为了教育儿童学会独立自主而“必须”分离的情形下，无聊、愤怒与焦虑是可以预期得到的情绪。这类感觉很容易提前处理，而孩子的年纪愈小，家长与教育者对于适应过程成败与否的责任就愈大。至于从此失去家园的孩子身上的孤独、悲痛与绝望感，则需要辅以更密集的情绪性引导才能重新建立信任、信念、幸福以及熟悉感和归属感。以上所探讨的故事表明了，主角是能够成功地学会处理思乡病的，就算她们的方式有所不同也一样。女主角摆脱思乡病的危机以后成为坚强性格的可靠年轻女性，能够独立地继续追求成功与幸福的旅程。
到了年代时，思乡病在少女小说里已经失去了过渡性情绪的意义。话虽如此，轻微的思乡病是为人所接受的，它被看作是一种自然的渴望、一种与父母亲密关系的标记。能够借由教育手段所驯服的思乡病是短暂且强度可承受的，或如艾利克·卡斯特纳在《双胞胎莉萨与罗蒂》（）将此拟人化的，“有时在某个傍晚……灰色的小矮人乡愁会坐在宿舍的床边，从他的口袋里拿出灰色的笔记本和灰色的铅笔，用一张闷闷不乐的脸数着他周围的眼泪有几滴，不论是有流出来的或没流出来的”。
英国校园故事中的思乡病
英国校园类型故事特别适合用来检视在分离处境当中的男孩与女孩。从世纪中叶起，没有其他学校比寄宿公学更常出现在英国的儿童文学里了。而在德国童书里，以女子寄宿学校为背景设定的故事比男子寄宿学校还要常见。
校园故事描绘出一幅诱人的公学风景，其特色是同侪间的生活、尝试新事物、反抗权威，以及在没人注意到的情况下恶作剧的魅力。以寄宿学校作为故事背景设定的作者，经常借用个人经验将日常生活的情形描述得很逼真。透过模仿学习的方法，与小说角色年龄通常相同的小读者便能够体验生活在寄宿学校里、在那里结交朋友或是和讨人厌的同学打交道等感觉。他们可以在情绪上模拟一下离开父母、迁入新环境可能是什么样的感觉，以及对冒险的好奇心与热爱会如何与想要窝在家里的欲望起冲突。有鉴于类似的叙事在此文类中一再重复出现，校园故事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向小读者传达对于适当的行为与情感的看法，就如弗雷德里克·威利斯（Frederick Willis）在他的回忆录里追忆道：“我们真是一群热爱校园故事的读者，从中我们得知上流寄宿学校的男孩子都很勇敢、高尚，具有骑士精神……我们试着以此公式来塑造我们的生活。”
世纪最早有关于男孩的英国校园小说，诸如《汤姆求学记》（）是地位最重要也最有影响力的。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强调分离的情景是构成这些故事的一部分，但思乡病只扮演次要的角色。在《汤姆求学记》里，后来才入学的阿瑟既害羞又温柔并感觉惘然若失，他体现了男孩子的思乡病。汤姆保护这个还在哀悼最近去世的父亲的脆弱男孩。他给阿瑟的第一个忠告是，别让其他男孩知道他的思乡病和悲痛，“否则他们会笑你恋家或叫你妈宝”。“妈宝”这句话的特性说明了思乡病被看作是一种会被同侪加以羞辱与排斥作为处罚的软弱。有趣的是，在这些故事里往往就是这种“忧虑型男主角”最可能患思乡病之苦，比如说《会飞的教室》里的邬理。他的同学嘲笑他缺乏勇气并声称他想家了，而邬理也羞愧地承认了。不过，尽管阿瑟和邬理都焦虑不安，但他们都成为了无名英雄：阿瑟凭的是他的宗教与道德信仰，而邬理则是透过注定没有好下场的勇气考验赢得了同学们的好感，并因此变成了最勇敢的男生。
《在圣多米尼克的第五学年》（）里的史蒂芬也对自己的思乡病感到惭愧并试图淡化这种感觉。身为寄宿学校一年级新生，和母亲在火车站告别对他而言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他“想要逞英雄”，所以很快地就克服了这一刹那的软弱，然后专注在自己未来的计划上。然而当他写信给母亲时，思乡之情竟排山倒海而来：“他一边写着，思绪一边飞回老家以及昨天才道别的母亲身上，他情绪变得低落，想家的感觉排山倒海而来，比以往更甚。他愿意拿一切来和这封信交换位置，换自己回家去！”无聊与寂寞也出现在这里为他的思乡病火上添油。班上同学们嘲笑他是刚离开“妈咪”的“爱哭鬼”，这件事刺激史蒂芬赶紧克服思乡病，两个礼拜过后，他不但安顿了下来，甚至还因为更大胆的离经叛道行为赢得其他同学的尊重与认可。
这些故事所发送的寓意很清楚，那就是思乡病是一种会令男孩子感到羞愧、或男孩子应该要为此感到羞愧并因此遭人笑话的事情。个中道理似乎可归于软弱与羞怯，但如果主角能够在其他方面展现优势的话，便能够弥补这些弱点。这些想法与当时相关的指南文学相一致，这些作品假定纪律、活力与勇气为可取的阳刚美德。反之，思乡病则会产生令人不安的阻碍影响。这种情绪在男孩子的社会化过程中没有地位，它比较适合标记成一种忧虑、犹豫不决、不活泼的性格。这些故事教导广大的读者，克服思乡病并将其迅速转化成精神优势、勇气与勇敢有多么重要，毕竟，有谁会愿意被自己的同学当成局外人暴露在他们的嘲笑之中呢？
英国第一批少女校园小说大约出现在年左右。此一趋势可置于维多利亚时代末期与爱德华时代中女子教育方法有所改变的背景下检视。这改变见证了培养“现代少女”的新努力，也就是说，对那些想逃开家庭领域、想变得坚强且独立的女孩展开的“非传统女性特质”概念教育，从而使其成为有用的帝国子民。根据“现代少女”的叙事，这些校园故事里的女主角只需要符合传统女性特质一小段时间就好，并且她们要不是完全不受思乡病所苦，要不就是很快便能克服这种感觉并融入学生群体当中，就像《女生世界》（）里的海丝特一样。和许多女主角一样，海丝特不仅失去了母亲，同时也是“情感最强烈的孩子”。父亲将她送去一所公学就读，要她成为一名“乖女孩”并“抑制……狂野的精神”。和妹妹小兰分离对海丝特来说比什么都还难熬，当她在火车上时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就跟德国的《驯服野丫头》里的芬尼一样，海丝特觉得和以前自由自在的生活相比，在寄宿学校的生活将会像是在坐牢。在抵达了薰衣草之屋以后，她才发现自己的偏见错得多离谱，她将在那里度过“人生中最美好、最欢快的时光”。
伊妮德·布莱顿的《克莉亚风云》（—）以及《马洛礼塔》（—）是德国世纪最畅销的英国少女系列小说之二。除了英文原版的翻译文本以外，还有许多由德语版衍生的续集是用布莱顿的笔调书写同一批女主角出版的。令人惊讶的是，在布莱顿的原书里，思乡病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可言。事实上，女主角达蕾尔以及双胞胎姐妹帕特里夏和伊莎贝尔都等不及要去马洛礼塔或圣克莉亚寄宿学校。这些英国上层中产阶级的女孩子都是坚强、有自信且机智的个体，她们抱着开放与冒险精神来面对寄宿学校。在这些系列作品中只有次要角色才会受思乡病所苦，不过就连这种角色也很罕见，比方说《在马洛礼塔的第一学期》（）里的关朵琳。达蕾尔和朋友们甚至还没离开车站前往学校，就已经遇见这个令人不悦的女孩。关朵琳“紧抱着妈妈放声大哭”，母女俩难分难舍：“那位母亲简直和女儿一样糟糕。”女孩们对关朵琳的行为嘲笑了一番（“可怜的小妈宝！”），认为她母亲要为把女儿变“傻瓜”负起责任。关朵琳不只是想家而已——她也是一个被宠坏了、固执又娇生惯养的女孩，无法融入寄宿学校的群体里，经常沦为他人笑柄。
这个叙事有双重寓意。第一，以主角为例子来说明，显然离开家庭不仅是成长过程中很自然的一步，同时也很可取，而且不一定是痛苦的，反而有充满友谊、多姿多彩与冒险生活的前景；第二，它断言会想家的孩子是受到差劲、不适当的教养。和男孩子的校园故事一样明显，“妈宝”和“爱哭鬼”等侮辱反映了当时对于过度的母爱、关注与纵容的流行假设，认为这些都是“真正有害的邪恶行为”，就如同华生夫妇在他们畅销的教养书里警告过的一样。
在后来以布莱顿的笔调写给德语读者的衍生续集里偶尔还会提到思乡病，不过和关朵琳的情形相反，思乡病在书中被描绘成合理且正常的感觉。在《汉妮与南妮陷入无数次困境》（）里，菲律宾总督的女儿格里特和《汉妮与南妮组了俱乐部》（）里的意大利女孩吉娜·加里波第，当她们初次来到林登霍夫（这是德语版的校名）时，她们都还是格格不入而想念家乡的外人。虽然思乡病只是两名女孩适应不良的其中一个原因，不过这几个故事的主要重点是，在此情况下，这对双胞胎的体贴、关心与友谊帮助了这些新生克服她们对家乡的渴望。德国与英国的少女校园小说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差异就在于：思乡病在英国小说里明显被视为不合理的，并且是教养不当的指标。至于在德国小说里，思乡病则为一种过渡情绪而被赋予了相当程度的合理性。
沉浸在充满各种冒险、体验与情绪的校园故事中，弥补了小读者无感的日常生活。透过这些棱镜般的校园故事，读者应该认识到享受寄宿学校生活的乐趣，也学到了和同学分享幸福与欢乐。在这些故事里，开心、好奇心、勇气、开放以及勤奋与听话是成功人格的基础，而这些特质主要都是在童年时获得。好奇心、兴趣、开放以及一般说来渴望体验的情绪与冒险，同时驱使着男孩与女孩离家以便学习独立。不过，如下文所说明的，旅行的欲望最初是以男性为主的情绪。
纠结的情感——旅行癖和思乡病
鲁滨孙式小说（Robinsonades，此文类顾名思义来自《鲁滨孙漂流记》）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作品就是《珊瑚岛》（），说的是三名男孩在太平洋一座小岛遭到船难的故事。故事开头是一段对“流浪”充满热情的描述，这段描述可解释为旅行癖之爱的宣言：
四处流浪一直是我的主要兴趣、我心中的喜悦、生命中的阳光，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不论童年、少年或成年，我一直都是名流浪者；我可不是一个只会在自己家乡的林木幽谷与山顶间徘徊的漫步者，而是满腔热血走遍天下大江南北的流浪者。
《金银岛》（）里的吉姆也是“充满了对大海的梦想，一心沉醉并盼望着陌生岛屿与冒险”。尽管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许多写给女孩子的鲁滨孙式小说再次肯定了“现代少女”的风格，不过和世纪大英帝国扩张成正比的最著名冒险小说主要还是以男性为主角。有别于思乡病，旅行癖并未显示为一种需要被驯服或改变的感觉。相反地，在冒险小说文类里，旅行癖和渴望冒险对于绝大多数的少年男主角来说似乎是“自然的”，甚至是必要的。男孩子不仅被允许，事实上还受鼓励要为旅行癖痴迷，且屈服于他们“远走高飞的倾向”。追随着那位永不安分、几乎不曾思念家乡的鲁滨孙脚步，旅行癖是驱动这些书中年轻主角朝向冒险、让自己变得坚强又独立的引擎。因此，旅行癖被视为一种极适合于要求不断提升流动性之现代社会的情绪。
许多经典冒险小说完全没有提到思乡病。正相反，这些故事说的是那些不满意生活现状的主角受启发而离开老家以寻求遥远的地方，然后将找到的地方定义为新家。在儿童奇幻小说里，男女主角也受到相同的冲动所刺激，但有别于冒险小说里的坚强男主角，奇幻故事会在旅行癖和思乡病之间来回摆荡，比如说《海豚的夏天》（德语原版；英译版）。在这部年获得德国青少年文学奖项的作品里，贫困的安多拉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父亲、孤立于其他小孩，与勤劳工作的母亲住在一座希腊小岛上。后来安多拉跟着一只海豚逃到附近另一座岛屿——许里亚岛。在岛上她感到备受欢迎、被人需要，也很快乐。神话生物成了她的新家人，而满足所有人欲望的传说之岛许里亚则成为了她的新家。随着夏天结束、学校开学，她实在舍不得离开这座她还未离开就已经开始极度思念的梦幻岛屿，尤其是一旦离开就再也回不来了。换句话说，她对许里亚产生了思乡病。读者和安多拉都明白，唯一能让她摆脱这股渴望与绝望的方法就是改变她的真实生活，在真实的家中重新建立起归属感，而最后她也成功地办到了。
不论是许里亚岛、《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的木筏、《彼得·潘》（）的永无岛、《秘密花园》（）的花园，或是《长袜子皮皮》（）的维拉·维洛古拉庄园全都是新家园，这些地方都被描绘成是一处与安全感、幸福感与熟悉感相连结的避难空间，每个小主角在那里都能找到知心的朋友。这些故事个个都描述了主角的身心力量有多强大，因为力量是一种与他们的新家息息相关的正面特质。这些故事的描述还包含了主角为了将这些避难所变成新家园而努力运用想象力；与新家园情感融合的相关过程；自家中产生或发生在家里的麻烦事；最后也描述了主角对于新家园的向往。在整个叙事过程中，这些主角因此认识了自己、整理并重构了自己的身份认同，而这反过来也反映在他们新建造的家园上。
思乡病与旅行癖在《小蜜蜂玛雅历险记》（）的故事里也同样纠结在一块，这本书的故事情节主要就是由这两种情绪所主导。故事一开始，玛雅的动机就是受到心神不宁、焦躁与好奇心所驱使。她决定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想要见识见识这个世界的渴望，但是在经历过许多次冒险以后，她对新事物的好奇心与欲望被突如其来的悲伤与孤独感所取代。故事末尾出现了戏剧性转折，就在她的蜂窝老家即将被大黄蜂攻击之际，玛雅突然对老家与家人感到有一股责任感和渴望。玛雅的旅行癖与思乡病对故事剧情来说是很重要也很必要的元素，因为唯有经历过冒险，玛雅才具备了知识、勇气与智能可以拯救受思乡病引领而回去的蜂窝。
关于旅行癖、思乡病以及重新发现老家园的类似叙事也是其他几本得奖作品的核心主题，比如说雅诺什的《噢，美丽的巴拿马》（）：一箱标示着“巴拿马”的香蕉集装箱散发出异国情调的诱人香气，成为了小熊和小老虎的梦幻国度。他们俩出发去寻找这块奇境，却没意识到他们绕了一大圈以后最后找到的其实是自己的房子、自家的河流与他们的老家，但这一切都符合他们想象中的梦幻国度。在肯尼斯·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里，害羞而内向的鼹鼠一开始也是为了逃离乏味的春季大扫除而逃离家门，加入水鼠那好奇又乐观进取的生活里。在水鼠的陪伴下，他认识了新动物以及附近的河岸与森林。但某一天，当他们路过他家附近时，鼹鼠想起了他的老家，对那个地方的强烈渴望让他不能自已：“家！那些如爱抚般的呼唤，从空中飘来的轻柔抚摸，那些拉着他、牵引着他的隐形小手指的就是这个，全都指向回家的路！”唯有经历过“逃离”，鼹鼠才痛苦地意识到他究竟抛下了些什么：熟悉的气味、藕断丝连的亲密感、强烈的归属感。而同时间，这些归属感又给了鼹鼠再次离家进行另一场冒险的勇气。
在安·诺兰·克拉克的得奖作品《安第斯山脉的秘密》（）里，一名身世成谜的印加男孩，库西，在隐蔽的幽谷里长大，他的身世之谜使他心生不安，向往着归属感与熟悉感。他的导师屈服于男孩的愿望，允许他前往别的城镇，但库西不久就怀念起高山上的老山谷。他的渴望引领他回到隐幽谷以后，他才发觉原来他的导师楚托代表着他的家与家人。库西允诺再也不会远走他乡，并将他的余生奉献给隐幽谷居民的仪式与传统。因此对于库西来说，要将他已有的家内化成有感觉的家，旅行癖与思乡病两者都是必须的。同样的情绪指引着《寇多拉第一次出游》（）的寇多拉以及《带我走，船长》（荷兰原版；德语版）里九岁的皮诺。后者若有所思的想着：“或许真的有旅行癖这回事——旅行癖会让人生病，让他们做出不谨慎与不理性的行为来。”寇多拉和皮诺都向往着离家乡愈遥远愈好的远方。好奇心与冒险精神让这两人踏上旅程，而思乡病又驱使他们返回老家，并了解到“拥有一个家、一个属于你的地方真是美好”。
从这些文学作品中的主角身上，小读者能够学习到旅行癖是一种基本且正常的欲望。主角发展并强化了重要的性格特征，如勇气、自力更生以及坚忍不拔。而在远离家乡的同时，他们也明白了家的意义是一个有归属感与身份认同的所在，而能够日益喜爱上家乡。透过想象体验，读者可借由参与这些主角的幻想冒险来满足他们自己对冒险的渴望，同时也共享了主角们的矛盾情感，以及那再度回到家时如释重负的感觉。在米切尔·恩德《永远讲不完的故事》（）里，巴斯蒂安不仅借由阅读时所发挥的想象力逃离了悲惨的日常生活，甚至还变成故事里的英雄，在书中实践了想被带往远方的渴望。这故事强调了阅读的情绪力量，孩子们在阅读时会以模拟、仿效与能适应的方式学习。
现代性的批判——战后德国的思乡病
到了年代，将儿童思乡病视为教育问题的概念几乎从有意识的社会化过程中消失不见了。现在大多数小说中的年轻主角，比如汉斯·亨佩（Hans Hempe）的《一点儿也不想家》（）里5岁大的莫妮卡根本就不理会这种感觉，反而是他们的父母还在担忧自己的孩子会如他们预期的害思乡病。关于该主题的最后一篇讨论出现在一本年的德国教育手册里。
不过到了年代左右，思乡病在不同的脉络背景之下带着不同意义再度出现了。随着二战带来的迁徙、流离失所与无家可归，思乡病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时期重新出现在儿童文学里，比如莉萨·泰兹纳（Lisa Tetzner）笔下被人称为“儿童奥德赛”的系列作品。这部系列作品是她在至年间与丈夫库尔特·黑尔德流亡于瑞士时所写的九本书，内容是关于三个来自柏林、一起在六十七号公寓大楼后院长大的孩子的命运。该部系列作品直到年代，随着德国的儿童文学转向社会批判以后才在德国广为人知。泰兹纳笔下的年轻流浪主角都有流离失所与无家可归的共同经验，但真正让他们团结在一起的是他们对柏林那栋六十七号房的想望，那个他们共同成长的地方。欧文是当中最想家的人，在他和父亲从巴黎逃亡到拉普兰以后，快乐的童年就没了。他非常想念母亲，在给她的信中他写道：“我的内心里也是漫长的黑夜，因为妈妈不在这里……或许当你孤独一人、被人遗弃时，这股黑暗就无处不在，即使太阳也帮不上忙。”
因为战争时期的缘故，“家”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坐落于家人身上，尤其是小主角们思念的母亲，或是可以治愈他们思乡病的人身上。在朱迪丝·克尔获奖连连的《希特勒偷走了粉红兔》（）里，安娜与哥哥马克思跟着父母一起逃离欧洲时不曾有过思乡病。安娜坦承说只要有父母陪在身边，她就忍受得了逃亡：“如果你没有家，那就一定要跟你的家人在一起才行。”在古德隆·鲍瑟汪（Gudrun Pausewang）《漫长的道路》（）里，阿希姆和维尔纳·阿达梅克两兄弟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中，一边想念着他们的母亲一边忍耐地向西方逃亡。他们的故乡，包括他们从小到大住的房子都没了，但他们并不为此感伤，因为现在母亲就是唯一的家。他们和母亲在一场轰炸中分散了，现在兄弟俩要出发去寻找母亲：“没错，我们要回家了……回到妈妈身边！”在彼得·赫尔德林（Peter H"artling）的《阿汤的拐杖》（德语原版；英译版）里，主角阿汤也在寻找为了躲避俄军而走散的母亲。他在寻找的过程中认识了一名因战争致残而自嘲为“拐子”的退役军人，和拐子在一起让阿汤找到了一种新的熟悉感、安全感以及家的感觉。拐子就像父亲般照料着阿汤，但男孩仍然想念他的母亲。在有关于流离失所的战后文学里，家具有参照点的作用。不过，思乡病的意义已经转变了，成为战争中失去家乡的怀旧渴望，但不再与返乡的心愿有所关联。于是乎，在这些童书里，驱动小主角的是对母亲的渴望，而非对一块已消失之地的渴望。关于无家可归以及寻找代表“家”的父母的类似叙事，也支撑着俄国小说《学校》（俄语原版；英译版）中鲍里斯的故事，这本书在东德时期是学校的指定阅读作品。
在早期的东德儿童文学里，剧情中同样也很少出现思乡病。也许可以假定说在战争、流亡、流离失所、毁灭的余波中，并且在纳粹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家乡的概念需要重新定义。举例来说，在安娜莉丝·杨克（Anneliese Jahnke）的《新家》（）这本批准给幼儿读者学习德语的书里，邬理和丽塔带着家当跟着妈妈抵达了里诺村。故事里没有提到父亲，也没说明这家人从哪儿来，更没解释为什么他们必须寻找一处新家。这故事旨在帮助年幼的东德学生了解，这对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很容易地就融入了农村集体中，不但感到快乐而且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
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下的儿童文学主流叙事将“集体”认定为一个“家”。直到年代以前，思乡病或旅行癖的感觉鲜少出现在社会主义底下的童书里。在埃尔温·施特里马特（Erwin Strittmatter）的《汀柯》（）以及阿尔弗雷德·威廉姆（Alfred Wellm）的《考勒》（）这两本最具影响力的书里，故事主角都是失去父母或家园以后寻找新的归属与身份认同的孩子。“家乡”在此是个陷入困境的概念，无法为小主角提供明确的归属感或身份认同感。在历经种种冲突协商以后，主角们最终接受了将集体视为家园的现代理念，让自己融入学校班级并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少年先锋队一员。
德国童书在年代经历了相当重大的转变。东、西德作家都个别化他们的主角，并赋予主角们自身独特的欲望、愿望与问题。“家庭”不再是幸福感、归属感与安全感的同义词，反而经常是不安全的所在，兄弟姊妹之间怀有心结、父母离异，甚至出现家庭暴力。男女主角开始质疑起以“家庭”作为“家”的标准观念，虽然这些男女主角并不常见并且心存疑虑。旅行癖变成了将没有爱的家与其他地方做交换的欲望。诸如克莉丝塔·柯齐克（Christa Kozik）笔下《广告柱里面的莫里茨》（）里的东德主角莫里茨，或是彼得·赫尔德林《提欧跑走了》（德语原版；英译版）的西德主角提欧对家都没有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感，反而感觉陌生与排斥。
德国童书于年代的另一个改变是性别界限变得模糊：无论男女主角都会体验到思乡病并且也同样渴望冒险，不过方式有所不同。除此之外，思乡病成为一种对现代性的批判开始出现在东德作家彼得·布洛克（Peter Brock）的著名童书里，包括《我是奈乐》（）以及《宾娜与公园奶奶》（），同行的还有本诺·普卢尔德拉（Benno Pludra）的《天鹅岛》（）。这些故事全都始于一家大小搬进陌生的城市里，而三名主角：奈乐、萨宾娜、史蒂芬都不赞成他们父母的决定，即为了靠近工作地点的现代舒适城市公寓而将熟悉的童年家乡抛在脑后。他们怀念被留在另一头的爷爷奶奶或朋友，拒绝安顿于新住宅区那不具名的隐匿之中：“这些房子直达天际，光滑得像是陡峭的岩面……成千上百扇小窗户，多得令人数不清。孩子们仰头张大眼瞪着，像石头般沉默不语。”这几本故事的核心重点在于将他们从前住在乡村地区时的快乐与充实感，拿来对比他们在城市中感到的疏离、冷漠与无聊，这点在两德统一前十年间东德最重要的童书之一：《天鹅岛》中尤其明显。当史蒂芬和父母从奥得河西岸附近的奥得布鲁赫这乡下地方搬到柏林以后，他开始怀念起他的好友、爷爷奶奶和乡村。他批评父亲为了所谓的家庭进步而搬家是不可原谅的，而城市的冷漠反映了他内心孤立无助与寂寞的感觉。这些故事里的父母总是忙忙碌碌，抽不出时间陪陪孩子，这赋予了主角犯思乡病新的正当性。思乡病不再被视为一种过渡情绪，而是孩子对于硬是被拉进去的新环境以及对于让他们感到孤立的父母所表达的合理批评。与此同时，这种批评也意味着儿童有了更多的独立性：他们自己的能动力。这些书中所提供的解决方法是让儿童有一个自主空间，以及终结孤独与寂寞的新友谊。主角们与新朋友一同寻找他们已然离弃的家乡类似物：他们一起发现河流、公园，然后在经过缓慢又问题重重的过程以后，将这些新空间变成他们的家园。
就和近百年前的海蒂一样，世纪年代儿童文学里的主角受到他们对童年场所的渴望所驱使，那里是由自然景观与一小群熟识面孔所组成的场域。这些作品断定，儿童要的无非就是一块能让他们形成或已经形成这种强烈连结的特定地方才会快乐。结果是，《海蒂》将家的感觉和感知与乡下、大自然、乡间生活连结在一起，并且将城市生活定义为疏离的趋势都以新的形式重返了。特别是世纪年代，都市环境被视为不友善、冷漠又隐匿，只会让儿童远离这种亲密关系、疏离这种确定的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感。
不过，许多事情也改变了：海蒂还可以获准回老家，但史蒂芬、萨宾娜和奈乐则必须学会跟上现代社会的流动性需求；从前童书里想家的女主角无能为力、只能被自己的情绪淹没，而从前的男主角必须屈服于他们天性中对远方的渴望，至于世纪年代的思乡病与旅行癖看来则是关于更有自信、更有自主能力的儿童努力应付现代的需求，并界定他们自己的能动力。
在早期的童书里，思乡病强调的是主角的不成熟之处，以及他们对家庭结构难分难舍的依赖。作为情绪客体，他们不得不习惯分离的场景，学习认识到思乡病是既扰人又不必要的，并因此学会抑制这种感觉。不过，由于家可用来衡量亲子关系的情感质量，所以对家乡感到有一点怀旧仍然是允许的。由此可见，对于儿童思乡病的观点经历了重大转变。在后来的儿童小说中，主角不仅渴望拥有一个有归属感与身份认同的地方，他们的情绪还反映了他们对于生活条件的批评。故事主角将这些情绪表现出来，将这些情绪用来清楚地表达他们对于父母以及对于现代化要求之抗议。因此，思乡病与旅行癖标示了主角身上一种新的独立与情绪力量。而今思乡病甚至比旅行癖更涉及赋权的过程。小说人物超越了被仅仅当作是教育客体的阶段，成为了拥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与力量的情绪主体。顺利地适应新的生活条件已经不再是他们成熟度的指标，而是他们能够为了自己的福祉挺身而出，并为此目的而采取旅行癖或思乡病，从而加强并巩固他们自己的归属感、熟悉感与身份认同感的能力。